婺剧高腔，俗称“弋阳班”。它的最大特点是后台有人帮唱。婺剧高腔有西安高腔、西吴高腔、侯阳高腔三种。西安高腔流行于衢州、金华以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衢州古代时曾称西安县，故名“西安高腔”。一般认为，西安高腔在明嘉靖前自江西弋阳传人。但也有人认为西安高腔与明初盛行在金衢的海盐腔有密切关系。海盐腔经过地方化后衍生出义乌腔，义乌腔流人衢州后，又衍变成西安高腔。笔者以为这种说法较切合实际。“金华、衢州地区婺剧高腔，该地区是历史上‘义鸟腔’的生长地，又是‘海盐腔’的盛行地。”(《婺剧高腔考》叶开沅、张世尧著)由此可见，西安高腔应是由义乌腔杂以乡语改调而形成的一种声腔，弋阳腔仅是对其影响较大而已。它以鼓为节，有帮腔，唱腔高昂，但较其它两种高腔略低而流丽典雅。在发展中，已加入以笛子为主的乐器伴奏，有时也出现简短的过门。在唱腔上除滚唱仍接近口语，节奏比较自由外，其它部分的旋律有受昆曲影响的痕迹。艺人中有“八平高腔四平调”之说，认为西安高腔是四平调，而四平调则是弋阳腔衍变而成的分支。这种说法有待探讨。西吴高腔流行于金华、兰溪、江西东部及安徽南部。由于在金华罗店西吴附近郭店开办科班，故取名为“西吴戏”，即“西吴高腔”。有人认为，西吴高腔是明代义乌腔的遗音，其理由是“西吴”乃“义乌”之讹。其实西吴的“吴”金华土语并不读“乌”而念成“嗯”。故有人认为西吴高腔不是义乌腔，而与徽池调(青阳腔)有一定渊源关系。还有人认为，西吴高腔和海盐腔有直接关系，应奉宗于海盐腔。“婺剧高腔一共有四种……西吴高腔和候阳高腔为一系统，这种划分主要是以声腔为标准的。我们称这三种系统为西安高腔系统、候阳高腔系统和松阳高腔系统。”(《婺剧高腔考》叶开沅、张世尧著)由此可以推断：西吴高腔和候阳高腔属同一系统，而候阳高腔是义乌腔演变而成的，故西吴高腔亦是义乌腔演变而成。虽众说纷纭，但西吴高腔和义乌腔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是肯定的。“这种高腔亦有人帮腔，并以笛(术语称“横风”)和提琴(一种较大的椰壳板胡)伴奏，无过门。唱腔较西安高腔委婉，具有早期南曲来自里巷歌谣、村坊小调的那种乡土风味，顺口而歌，质朴流畅；特别是它的滚唱，有时连滚一二十句。”(《婺剧简史》章寿松、洪波著)侯阳高腔流行于东阳、义乌、浦江、金华、永康、缙云、丽水、温7'11、台州以及江西上饶、弋阳、玉山等地。以东阳、义乌为中心。“其名称来源有人认为东阳和义乌地处江之上游，古东阳郡之后部，叉在暨阳(今诸暨)东白山之后，同称为后阳，侯阳可能是后阳之音讹。另一说认为东阳一度称为吴宁，侯阳为吴阳之音讹。东阳土语‘侯’、‘后’、‘吴’发音相近。还有人认为，侯阳高腔在戏曲历史上仅次于木偶戏，应列为第二位，相当于君主时代公、侯、伯、子、男五爵位的‘侯’。故命名为‘侯阳高腔’。它是义乌腔衍变而成的。”(《婺剧初探》谭伟撰)侯阳高腔以大鼓与锣为节，有人帮腔，现已用笛伴奏，无过门。其唱腔比其他两种高腔更为喧噪粗犷，善演武戏。婺剧高腔的曲调属曲牌联套体结构。所谓曲牌联套体，就是一段唱词只用一个曲牌，无快慢板之分，也无转调之变化。一出戏则由几个曲牌联合组成。它和昆曲一样，音乐节拍十分严谨，不能任意延长或缩短，亦不能任意加快或放慢。各种高腔的曲牌均多达70余个，相互之间多有相同。应该说，婺剧高腔的音乐是十分丰富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戏剧的改革，现在三种高腔的曲调已融汇贯通，目前上演的一些高腔剧目已很难分清属哪种高腔，只能冠之以婺剧高腔之名了。婺剧高腔都各有自己的“十八本头”剧目。所谓“十八本头”，即是有18本保留剧目。当然，除此外还有许多其它剧目。各种高腔之间的“十八本头”亦多有相同的剧目。除以上三种高腔外，尚有一种松阳高腔，它流行于浙江松阳、遂昌、丽水、龙泉一带，也去青田、温州、福建浦城、江西玉山等地演出。解放前，松阳高腔称玉岩高腔，因它产生于松阳县玉岩区的白河岗一带山乡，故名。这种高腔山歌风味很浓，与婺剧三种高腔除部分剧目相同外，声腔、演奏均自成一路，历来单独组班演出，不属婺剧范畴。“松阳高腔的渊源说法不一。有的说源于温州腔，和南戏村坊小曲一脉相承；有的说，和义乌腔有关，承袭了它的衣钵而结合当地山歌小调衍变而成；也有人说，松阳高腔应奉宗于海盐腔；还有人认为，松阳高腔与唐代的道士腔有血缘关系。因在清代被列为十二戏神的松阳人叶法善，是唐明皇时代的有名乐师，因此松阳高腔的形成和他善长的道士音乐有关。”(《婺剧简史》章寿松、洪波著)松阳高腔虽不属于婺剧，但它早已被纳入婺剧的班社中演出，故亦应看作婺剧高腔之一。《磨豆腐》是松阳高腔的代表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