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许多戏曲史家大都认为，南戏是依靠海盐腔、昆山腔、弋阳腔、余姚腔“四大声腔”的支撑才得以发展与传播的。但此说有一种先天的缺陷， 即它无法证明温州南戏在这块土地上崛起时用的是哪一种声腔。直到明代嘉靖年间，才有徐渭出来说明温州用的是海盐腔，就算这是可信的，那也是南戏得到广泛流传之后的事。由于语言的地域局限性，在宋元时期交通相对闭塞，地区间交往相对稀少的情况下，很难相信温州人唱的山歌会使用其他地区的方言。所以， “四大声腔”说是跛脚的，难以解释温州南戏最早的声腔。

近人叶德均看到了这一先天不足的逻辑缺陷， 因此才力主“五大声腔”说， 即在上面四种声腔之外再加上一种“温州腔”。征之文献，也有一些史料支持此说。如宋遗民、江西南丰人刘埙在《水云村稿·词人吴用章传》中说：“⋯⋯至咸淳，永嘉戏曲出，泼少年化之，而后淫哇盛，正音歇。”明人祝允明在《重刻中原音韵序》中说“不幸又有温浙戏文之调，虽然他对这种声腔极不满意，说它“殆禽噪耳”，但此说恰好证明温州腔的存在。王国维在《录曲余谈》中说：“至南曲，则为温州人所擅。”近人吴梅在《曲学通论》中也说：“迨温州、海盐、昆山诸调继起，南音糜糜，几至充栋。”以上数例都可证明早期温州南戏所使用的声腔实为温州腔。

这里， 必须澄清一下关于“腔”的概念， 在目前所能接触到的戏曲文献中，这个“腔”字的定义往往是含糊不清的，在众多的辞书中也找不到关于“腔”的准确定义。在实际应用中，有时似指一种音乐曲调旋律，如周密《绝妙好词笺》引刘翰【蝶恋花】“谁品新腔？ 拈翠管，画楼吹彻江南怨”；黄庭坚诗“秀句入新腔”等； 有时指一种演唱方式， 如一些剧种音乐中的“拖腔”、“哭腔”、“花腔”之类。有时则指一种地域方言语音。实际上， 上述以地名标示的“××腔”， 用第三种解释比较确切。明人王骥德在《曲律》中所谓的“声各小变”，就是因为演唱时各地方音咬字不同而造成的。但长期以来，许多人把“腔” 看成是一种音乐体系，一种曲调和旋律，这是最大的误解， 明代的祝允明就斥之为“胡说”[1]。迄今为止，戏曲文献中还只有阐述南北曲宫调体系的著作，并不存在同种曲牌名构成的、属于完全不同唱法的“××腔”。

综上所述，可以把具有地域属性的四大声腔看做是南曲的不同流派， 由于地域语音不同造成“声各小变”，从而对曲调旋律形成不同的演唱方式，如摊破、增删字句、按乡音行腔等。从这一概念出发来解读温州腔，使我们在理解永嘉昆剧的曲唱与念白时，又向前迈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