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金融业呼风唤雨的浙商群体中，主要以宁波人和绍兴人为主。特别是民国时期往往“宁绍”并称，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两地不相上下。［1］    据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调查报告中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可见当时宁波帮银行的实力。
据现有资料统计，近代宁波帮独资或为主合资所办的银行有170多家。
       在上海开埠后，钱庄业受到外国银行的倾轧，生存发展出现危机。此时，甬籍金融家一方面在钱庄业内部进行改革，如实行庄票制度、票据清算额汇划制度以维持其支柱地位，另一方面努力向银行业渗透。参与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筹备的，宁波帮人数最众，后在此行中占有多数商股。此后，上海宁波帮又先后合力设立了十几家新式银行。
       当时我国几大商业银行，如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中国垦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等均有宁波人投资和经营。其中四明、通商、垦业基本均由宁波人居主导地位创办和经营。如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创建于1908年，12个发起者均为宁波人，是宁波人独资创办的一家商业储蓄银行。除创办最早的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及大清银行（1904年）、交通银行（1907年）三家官商合办银行之外，四明银行是继浚川源银行（1905年）、浙江兴业银行（1907年）之后的我国第三家商办银行。该行在上海宁波路设总行，在宁波、南京、汉口、重庆等地设分行，并发行印有宁波四明山图景的兑换券。
       据《上海钱庄史料》有关记载，自鸦片战争后直至20世纪20年代，宁波帮在上海钱庄业长期处于领先地位。1858年上海城区和租界约有120家钱庄，其中大钱庄多为宁波商人所开设。清末，在上海的9大钱庄中，宁波人投资经营的就达5家，分别为镇海方家、李家、秦家，慈溪董家。1889年筹设上海北市钱业会馆的7名主要发起人中，宁波帮占6位。至1903年，上海南北市钱庄共82家，其中甬籍22家。1912年底，上海南北市钱庄仅存28家，其中甬籍11家。
       除创办银行、钱庄外，宁波商人在证券、保险、交易所、民信局、信托公司等当时新兴的金融行业中更是独占鳌头。［2］1920年，虞洽卿、盛丕华等创办上海第一家华人自办的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1921年，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中易信托公司成立，朱葆三担任董事长，俞佐庭等人亦任显职；1936年，慈溪人孔颂馨创立东南信托公司。保险业中，宋汉章出任中国保险公司董事长近20年，堪称保险业的元老；由宁波商人创办或经营的华兴保险公司、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四明保险公司、中国天一保险公司等保险企业，在中国保险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
据有关资料统计，从上海开埠至1937年，宁波商人在沪地先后开设或出任经理的重要钱庄、银行、保险公司、交易所就有105家。即使在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后的1941年，宁波人在上海经营的钱庄仍有11家，银行17家，证券交易所14家，保险公司5家。由此可见，宁波帮在上海金融业界资力雄厚，执上海金融业之牛耳。
       所以，金融业是宁波帮的主业之一，而甬籍银行家是宁波帮群体的主力。如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都是最早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的总董。朱葆三还是1912年孙中山创办的中华银行的16个董事之一，后曾任董事长。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二、三任华人总经理分别为陈笙郊、谢纶辉、傅筱庵，该行一直由宁波帮掌控。叶琢堂为中央信托局局长、四明银行总经理、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胡孟嘉曾任交通银行总经理。盛竹书曾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上海银行公会会长。四明银行发起人为李云书、虞洽卿，由周晋镳任总董、陈薰为总经理；其后，孙衡甫、俞佐庭均曾任该行总经理；秦润卿曾任中国垦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可见四明、垦业是清一色的宁波帮银行。刘鸿生曾任中国企业银行董事长，李咏裳曾任恒利银行董事长，竺梅先曾任大来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其他小银行负责人则不计其数。宁波人还创办了上海钱业公会、上海银行公会等金融界同业公会并长期身居要职，其在当时金融界的领袖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宁波人通过经商办实业到参与发展金融业，再转回来支持工商业进一步发展，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和民族金融业在外强入侵、内患不断的情况下，逐步发展壮大。
同时，促进了上海金融及中国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上海南北市钱业会馆的董事以宁绍人为多，如北市钱业会馆历任董事24人，已知为宁绍商人者即有11人。美国学者苏珊·蔓恩·琼斯甚至指出：上海的宁波帮含义在19世纪60年代时，已经不仅是指一般性的同乡集团，而且也包括了行业性的钱庄业。秦润卿也曾说：“在清季叶，钱业中之宁帮领袖，初有赵朴斋、张宝楚、庄尔芬、冯泽夫诸君，继有袁联清、李墨君；绍帮中初有经芳洲、胡小松诸君，继有陈笙郊、屠云峰、王冥生、谢伦辉诸君，皆一时人选，备孚人望。”民国时期，宁绍帮仍控制着上海钱庄业。［3]1921年上海有69个汇划钱庄，其中54个属于宁绍帮，约占总数的78％；1933年上海有72个汇划钱庄，其中宁绍帮占53个，约占总数的74％［4］。
       王孝通《中国商业史》云：“清代钱庄，绍兴一派最有势力，［5］当时阻止票号势力不得越长江而南者，此派之力也。”绍兴帮钱庄多以经商起家，转而开设钱庄，占据上海、汉口等通商口岸优势，凭借手中财力，到绍兴等地收购老酒、茶叶、丝绸、锡箔等商品，经上海转运出口，资本积累形成良性循环。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绍兴人董庆章，在沪、杭、甬等地经营丝、茶、典当，积资累万，先后在绍兴开设镒源、镒康、明记钱庄；同治、光绪年间绍兴人张广川，“其先人以生意起家”，“绍兴之开店铺者，多行其资本”。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因此云，绍兴帮钱庄“性机灵，有胆识，具敏活之手腕，特别之眼光。其经营商业也，不墨守成规，而能临机应变，故能与票号抗衡，在南中别树一帜”。
       据《杭州的钱业》记载，民国6年（1917），杭州钱业股东人数和投入的资本额中，绍兴帮分别占有45％和42.9％。《上海钱庄史料》则指出：民国10年，上海有钱庄69家，绍兴帮占38家；民国22年，上海有钱庄72家，绍兴帮占37家。可见绍帮钱庄的势力之盛。［6］    表1-2 浙江近代（民国）金融业部分代表人物（按出生顺序）
    ［1］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近代金融业和金融家——浙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六辑［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2］ 汤中山.近代“宁波帮”与金融业［J］.宁波经济：三江论坛，2005 （3）    ［3］ 黄逸平.近代宁波帮与上海经济［J］.学术月刊，1994 （5）.    ［4］ 张守广.论宁绍帮商人经营的钱庄业［J］.宁波大学学报，2009 （4）.    ［5］ 绍兴帮金融家中尤以上虞为盛。民国期间上虞籍人士在沪杭甬汉等地从事钱庄、银行等金融业的多达数千人，其中作为股东或担任钱庄和银行经理、协理以上的骨干人员有近百人。出现了以经纬、经元善等为代表的经氏家族，以陈春澜、陈一斋为代表的陈氏家族，以田祁原、田时霖为代表的田氏家族等金融业家族。其中陈春澜在上海先后创办永丰、寿丰、兆丰、五丰、宝丰、厚丰、和丰、溢丰、志丰、鸿丰、春丰等钱庄，并担任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任华人总经理，成为绍帮钱庄的杰出代表。田祁原曾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中央信托投资公司发起人、董事长。
       ［6］有研究认为，绍帮钱庄的崛起与广泛分布的绍兴师爷不无关系。一则居于要津的绍兴师爷获取信息和资源的途径和成本较低，二则师爷的日常工作即与钱粮相关，精通实务，属于传统社会的经济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