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温州从地方实际出发，在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上走在了全国前列。据统计，1980年鹿城区街道工业总产值为3381万元，1987年时这个数字就增加到了48200万元，是1980年的14.26倍，平均每年递增约46.2%，超过全市工业总产值平均年递增21.26％的1.17倍。1986年，温州拥有个体工商业13679户，营业总额约2.43亿元。市区商业网点、从业人员、商品零售额中，个体商业分别占了89%、49％和28%。①    相对于温州城区、街道集体企业与个体工商企业蓬勃发展，国营金融业的改革却严重滞后。国有银行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大中型集体企业，区街小企业和个体经济想要获得国有银行的资金支持却是难于登天。虽然工商银行在当时也办过几家城市信用服务部，但区街企业、个体户“开户难、结算难、贷款难”的问题仍然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1984年，时任温州市环南机电厂厂长的杨嘉兴接到了太原重型机器总厂的大笔业务，急需资金。但温州市环南机电厂只是鹿城区的一家街道企业，杨嘉兴向温州几家国有银行的贷款申请都遭到了拒绝。最后，为了及时供货，杨嘉兴只得求助于民间高利贷。
       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杨嘉兴，在之后的两年中，他一直在思考能否“办一家为街道企业、为小企业、为个人服务的没有门槛的‘民间银行’”②。为此，他拜访了当时的温州市鹿城区委书记王思爱，并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王思爱当即鼓励说：“这件事有利于区街企业的发展，你们可以大胆去实验，需要我帮忙的话，我会尽力的。”虽然王书记同意了，但温州市人民银行的负责人却断然否决了杨嘉兴这个想法的可行性。事情的反复，让杨嘉兴的两位合伙人撤资离开，原先请来的银行退体会计也打起了退堂鼓。
       这使得杨嘉兴陷入了两难。他认真地了解了当时的国家金融政策，发现国家确实没有明文规定私人可以办信用社，但也没有明文规定不能办。最终，他找到了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董朝才③。董书记听杨嘉兴讲述了将近一小时，认为他的想法可行，最后拍板说：“温州的金融体制改革，就让你来试点！”时值1986年的秋天，整个温州都沉浸在“抬会大灾难”的恐慌中。短短3个月，全市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④市委书记董朝才担着政治风险为杨嘉兴做通了人民银行等主管部门的工作。
       最大的障碍没有了，为了弥补两位合伙人撤资的空缺，杨嘉兴又找到了旅日华侨徐昌星先生。当时，杨嘉兴已经在温州繁华的商业街―信河街上租了一个两开间三层楼的临街店面，用来做信用社的办公场地。徐昌星就是这个店面的房东。在杨嘉兴的游说下，徐昌星最终以“保本保息，不担风险，参与分红”为前提，入股10万元。至此，办城市信用社的资金也到位了。
       1986年11月1日，鹿城城市信用社如期开业。1986年的最后一天，杨嘉兴领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颁发的“金融业务许可证”，他的鹿城城市信用社终于赢得了头彩，成为全国第一家城市信用社。
       ①曹文苑：《民间金融组织的活力―对温州市民间股份制城市信用社业务开展的回顾》，原载（浙江金融》1988年第7期。
       ②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温州市政协编：《温州民营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
       ③董朝才，1932年12月出生，浙江江山人。1949年5月参加工作。1985年12月在金华市委书记的任上调任温州市委书记，1990年2月调离温州，到省体改委工作，1998年离休。
       ④1986年11月7日，温州东风家具厂厂长苏方中创办的东风城市信用社也开业了。苏方中领到营业执照的时间要早于杨嘉兴，但开业时间却迟于杨嘉兴。后来的研究者一般都认定杨嘉兴的鹿城城市信用社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家私人创办的银行类金融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