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当人们对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GB54563藏品——由18位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生产队社员摁满血手印的那份生死契约深感敬佩，并以各种方式热情传颂那个惊天动地的分田、包产到户故事时，历史却不会忘记，早在1978年安徽包产到户之前22年，即1956年，浙江温州永嘉县上塘镇，已经在生产小组中实行了以“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和“产量责任制到户”为主要内容的试验，并在200多个高级社范围内推广。只不过，浙江温州的那场试验，最终以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分别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0多个永嘉农民因犯“煽动包产到户罪”被判刑，而暂时地画上了句号。但是，温州人那种为了吃饱肚子坚决冒险的倔强劲并没有就此打消，到1976年时，还是在永嘉，全县竟有77％的生产队土地到户，有1/3的农场到户，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①　　不仅在农业生产领域，在工业和服务业方面，浙江农民同样是“蠢蠢欲动”。
如今为全球所瞩目的浙商群体，便是在这样一个肌体上萌芽，生发了许多故事来。
　　一、学徒、厂长戴帽创业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在县以上国有企业的基础上，浙江农村开始普遍出现了为公社、生产队维修生产农机需要而出现的社办企业和队办企业。这些简易工厂，慢慢地将主要经营范围扩展到了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小农具制造和农机修配等农用工业，以及动力工业等。它们是浙江乡镇企业的前身，也是浙江民营经济的母体。在这一母体上，很快也催生出第一代当代浙商。
　　今天，由鲁冠球所领导的万向集团，以2010年实现661.38亿元人民币的销售收入等不俗的数据在浙江百强排行榜中蝉联榜首，舵手鲁冠球则多次进入中国百富榜的前十。鲁冠球出生于1945年，15岁初中毕业后，经人介绍到萧山县铁业社当了个打铁的学徒。3年的铁业社学徒生活使鲁冠球对机械农具非常熟悉，胆大的他先是凑了3000元，在村里办起了一个没敢挂牌子的米面加工厂。在20世纪60年代，这样的动作可谓是大手笔，但很快被取缔。没过多久，鲁冠球收了5个合伙的徒弟，挂了大队农机修配组的牌子，在童家塘小镇上开了个铁匠铺，为附近的村民打铁锹、镰刀，修自行车，属于戴社队的“帽子”创业。1969年，宁围公社的领导找到了鲁冠球，要他带着他的伙伴，去接管“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主要产品是万向节，也是今日万向集团的主打产品。
　　鲁冠球侍弄的厂子发展迅速，到了1983年3月，他以自家自留地里价值2万多元的苗木作抵押，承包了厂子。当然，戴帽创业并不是没有代价，1988年，鲁冠球以1500万元向宁围镇政府买断了万向节厂股权，使企业真正成为私营企业。1990年万向集团公司成立。1993年11月，万向集团所属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万向钱潮”（000559）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2000年至2001年间，鲁冠球又一口气吃下了3家上市公司，终于把一个铁匠铺发展成为实力雄厚的现代企业集团。
　　与鲁冠球类似，从学徒或厂长位置上戴帽创业，在改革开放后获得经营自主权或控股权的成功浙商，在第一代浙商中不在少数。如青春宝集团原董事长冯根生，出生于一个医药世家，14岁的时候踏进“江南药王”——胡庆余堂的门槛当学徒。从学徒到厂长、董事长，到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冯根生也为青春宝奉献了60年。他退休后被风云浙商组委会授予“功勋浙商”称号。
　　1975年，在杭州城郊一个普通蚕农家长大的沈爱琴，赴杭州笕桥绸厂任厂长。创业初期的所有家当是17台老掉牙的织机、22位刚刚放下锄头的工人、4万元的资金和十几万元的债务，沈爱琴自任厂长兼销售员。这位女浙商，用了20多年的时间，把她所领导的万事利集团，打造成为一个国内领先的丝绸产品供应商，并向集团化、多元化方向发展。如今已成为“中国十大女富豪”，企业的管理权也开始逐步交替到第二代的手中。
　　二、商贩积蓄创业　　当代浙商群体最早的萌芽者中，还有一批迫于生计铤而走险的商贩。
　　即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浙江不少城镇，已经出现提篮贩售小商品的“资本主义尾巴”，他们沿着车站、码头和自发形成的跳蚤市场等设摊叫卖塑料玩具、装饰品、打火机、帽子、手提袋、袜子等小商品，常与财税、工商等国家政府部门“打游击战”，“抓了罚，罚了再卖”，“撵走了，又回来”，始终是“野火烧不尽”。
　　与此同时，在浙中金华地区的义乌市，农民们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走街串巷，以糖饼换取居民家中的鸡鸭鹅毛、废铜烂铁的“敲糖帮”，在相传数百年后，依然兴盛，并向周边多省市扩展。1980年，义乌市工商局首开禁忌，颁发了7000多份“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临时许可证”，使得这一地区的“地下”小商品市场更旺，逐渐成为周边地区商贩的“歇脚点”。商贩们向义乌集中的同时，正为浙江产生浙商群体提供了历史机遇。
　　那时候，靠肩挑两个大包，每个包里都装了几百个花衬子的浙江诸暨人周晓光，摆地摊做生意，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后，积蓄了2万元。此后，她与丈夫在义乌小商品市场租下店面，主要售卖饰品，1990年代中期开始创办饰品生产企业。如今，周晓光的新光集团，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饰品生产基地，员工达4000人，企业总资产超过百亿元，还借此拉动了义乌当地产值数百亿元、企业4000余家、从业者达数十万人的流行饰品行业。
　　而靠从义乌市场批发小商品到外省售卖起家的翁荣金、翁荣弟兄弟，也从卖袜子发展到创办“浪莎针织”生产袜子，终于发展成了今日的上市企业和“中国袜王”。与义乌一样，同样的故事反复在各地浙商的身上重复。东阳人葛永品20世纪80年代随父亲到新疆卖小拨浪鼓、头花、钥匙链、耳环等小商品，从租下旅社房间摆摊位开始，到建设商贸城，最后在新疆创造商业“航空母舰”。
　　商贩出身的这一浙商群体，虽然出身卑微，但是却天生熟悉市场，有着创造商业奇迹的特殊嗅觉，不少人成为浙商的代表人物。
　　三、靠手艺闯荡创业　　浙江自古手工业发达——丝绸、制瓷、造纸、印刷和造船业等居中国领先地位。改革开放前后，浙江的补鞋师傅、木工师傅、弹棉花师傅、裁缝师傅等手工艺人纷纷粉墨登场，闯荡江湖，为求得生存环境的改善而创业。不曾想到，这批先走出去的手工艺人，竟也成了浙商群体中的一支劲旅。
　　1978年，乐清市柳市镇的13岁少年南存辉，因为父亲在劳动中受伤，不得不在初中毕业后辍学，接过父亲的补鞋担，承担起拉扯弟妹、养家糊口的责任。为了多赚点钱，他每天都挑两三袋鞋子回家，常常干到深夜，甚至到大天亮。然而，艰辛和苦难并没有把这个13岁的少年压垮，反而塑造了他坚强不屈、吃苦耐劳、自强自立、百折不挠的个性，更坚定了他的生活信心。6年后，1984年，他与同学胡成中共同创办求精开关厂；1991年，成立中美合资正泰电器有限公司；1994年，组建正泰集团。如今，他领导的正泰集团，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代表企业之一，是全国最大的低压电器生产商；他本人还担任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常委等社会职务，获得“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世界青年企业家杰出成就奖”、“2002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等荣誉称号，被誉为“中国新兴民企代言人”。而当年的合作伙伴胡成中，也成为著名的中国德力西集团的董事局主席兼总裁。
　　年长南存辉9岁的东阳人张国芳，1971年中学毕业后，在家乡学起了木匠活。20岁时，为了生计，木匠张国芳只身来到广阔的西部。“闯关西”开始的几年，他吃粗粮，住陋室，背着锯子、斧头走南闯北，挨家挨户地上门找活。活多，他不减料；活少，他不偷工，并精心设计，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终于得以在当地站稳了脚跟。1984年，30岁的他承包了定西一家濒临倒闭的油漆工厂，创办了“定西杭州沙发厂”。又过了10年，他的“西湖”牌床垫在国际博览会上被评为“国际金奖”。
今天，由他担任董事会主席的甘肃国芳集团，已经是一家多领域、多元化发展的总资产26亿元的大型集团公司，成为又一个浙商代表人物。
　　四、供销员跑码头创业　　随着浙江农村的社办企业和队办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相当一部分农村能人，从为这些社队企业采购原料、配件等起家。
　　在浙江中部的诸暨市，20世纪70年代初，该市的草塔镇便出现了生产队办的袜厂。但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些“野孩子”是不可能从正规渠道获得生产原料的。在作为原料的尼龙丝告急时，便会有一些能人主动请缨，教书先生杨运昌正是大队干部们看好的“能人”。他走出浙江，闯进关东，厚着脸皮，提着礼物，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敲开各个大型国营袜厂、原料厂大门，硬是让大厂遗弃的下脚料以及尼龙丝源源不断地沿着浙赣铁路线运往生产队。因为他的努力，生产队集体账上一年后就积蓄了几万元，集体自然也少不了他的好处。杨运昌可以说是野路子出来的“供销员”。在“文革”期间，他曾经被列为拉拢腐蚀、投机倒把的“奸商”而被“打倒”。但这并不影响他的重新“站立”，当地的社队企业对他可是敬若财神。②这第一代浙商中，类似杨运昌经历的举不胜举。最典型的是在浙江温州，在改革开放的前夜，居然出现了“八大王”。
　　娃哈哈集团董事局主席宗庆后与鲁冠球同龄，不过他的创业时间稍迟一些。
那是在1978年，当时，33岁的宗庆后随大批返城知青一起，从舟山群岛的农场回到杭州，在一家校办工厂做推销员。这个性格内向的男人，直到9年后才正式创业，生产饮料。不过，这并不影响“娃哈哈”成为中国知名品牌，全球四大饮料制造商之一。更让外界甚至宗庆后本人吃惊的是，他居然成了近年的中国首富。
　　五、以小博大自主创业　　以小博大自主创业，几乎可以说是绝大多数浙商共有的创业模式。但对于既非学徒、厂长，也非供销员、手工艺人的浙商创业者来说，这种审时度势以惊人的勇气自主创业的热情和勇气依然值得关注。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传化集团董事局主席徐冠巨。
　　1961年7月出生的徐冠巨，青年时不幸患上严重的贫血症，为了驱赶这个病魔，家里为他负债2万多元。这在1985年的农村，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要债的人每天早晨就在他家门前等着，沉重的债务如同阴云，笼罩在徐冠巨一家人头上。1986年10月，为了战胜生存危机，25岁的徐冠巨与父亲徐传化再借了2000元，开办了一个叫宁围宁新合作净洗剂的小厂，生产洗涤产品。25年后，当初小小的手工作坊，如今则成了包括精细化工、日用化工、高科技农业、物流商贸四大领域的企业集团。外界评价浙江企业和浙江企业家说：“一有土壤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而土壤和阳光正是当地政府的支持，徐冠巨和父亲从投入资金2000元，发展到今天年收入145亿元，其以小博大的经历正是浙江企业家的一个缩影。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企业家，还是一位热心的社会活动家和浙江商界的领袖，现在是一位不领薪水的副省级干部——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
　　六、境外开拓创业　　浙江省素有出国创业经商的传统。2009年浙江省侨情调查资料显示，目前，全省有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150余万，分布在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在海外的浙江籍华侨华人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自主经商的比例非常大。可以说，150多万浙江华侨华人中绝大部分是商人。
　　浙江侨乡主要集中分布在两个地区：浙南地区，含温州市及与其相邻的青田县（原属温州地区，现属丽水市）；浙东地区，含宁波和舟山。其余地区也有一些分散的侨乡。
　　浙南籍华侨经济，经历了三种形态和两次转型的演变：以拎卖业为主的小商贩经济向中餐业、皮革业、服装业为支柱的坐商和国际贸易经济转变；坐商和国际贸易经济走向较高水平，形成中国城等专业市场，并在国内投资、参与建设，开始走向现代化转变，发展水平逐渐提升。浙东籍华侨经济，从古代、近代到现代的发展轨迹大致是，古代海外贸易，近代契约华工、船工和“三把刀”（菜刀、剃刀、剪刀）等多元化发展；现代工业、高科技产业、航海事业获得高水平发展。
　　欧洲是浙商发展的主要目的地，浙商在欧洲有着较悠久的经商历史。比较集中的是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平均都在10万人以上，其中百分之六七十是温州籍和青田籍。虽然整体上浙商在欧洲大都是个体、家族经营的小企业，但是也出现了第三代、第四代旅欧浙商的规模化、高端化、集团化和国际化发展的趋势。而对浙商来说地理位置非常特殊的香港浙商，在境外浙商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由旧中国向新中国转变的历史时刻，以“宁波帮”为主体的浙商大举向香港、台湾地区转移以避时局剧变之冲击。这批浙商绝大部分在内地已打下基础，积累了雄厚的资金，转移到港台地区后，发展迅速，规模较大，有力地促进了香港、台湾经济的发展，后来涌现了王宽诚、包玉刚、邵逸夫等一批著名工商巨子。
　　七、国企骨干改制创业　　浙江是民营企业大省，国有、集体企业的总量原本就不庞大。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的国企改制潮流中，仍然有不少或原本规模较小，或当时发展陷入艰难境地，或因企业上市等需要而实现现代企业制度的国营企业走上改制之路。改制后走上企业领导职务的大多数是原国有或集体企业的骨干或主要领导，他们熟悉本企业，且精通业务，短期内克服困难后，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助力下取得稳定发展，产生了一批优秀浙商。
　　浙江海正集团总裁、海正药业董事长白骅的经历，是国企骨干转制创业的代表。1968年，毕业于杭州化工学校的白骅，按照计划体制的毕业生分配流程进入了黄岩县海门化工厂。1977年，国有企业开始推行“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制度，30岁出头的白骅被“结合”进了海门化工厂的领导层。1981年，白骅被任命为海门制药厂厂长。此后的30年里，为了加快创新脚步，白骅创立了海正独有的科技“鱼论”：先是“花钱买鱼”：从科研机构引进技术成果进行药品产业化；继而“借池养鱼”：对科技单位中有发展前景的半成熟产品或初期研究的成果给予科研经费支持，借助科研单位雄厚的技术力量，结合企业自身技术力量进行开发；然后“放水养鱼”：与科研单位联合出课题，或企业出资、出课题与多家科研单位一起联合攻关，快速实现产业化。到21世纪初开始，又走上“筑池养鱼”的发展阶段：依靠公司自身的力量进行选题研发，建立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以此为平台，开展基因药物的合作研究。至今，海正药业董事长白骅已经掌舵这家企业30年，已发展为年收入50多亿元的中国最大的抗生素、抗肿瘤药生产基地之一。企业在2002年实现上市，但目前仍然是国有控股的上市企业。可以说，白骅30多年领导企业的经历，是企业骨干转制创业的浙商们励精图治、科学发展、无私奉献、规范管理的典范。
　　八、半道下海创业　　与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第一代浙商为改善生存环境而被逼选择创业有所区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在商潮涌动的20世纪80年代末，第二代浙商的创业环境越来越完善，社会对老板的认可度相对较高，不少有志青年主动投身商海，并打造出比第一代浙商更辉煌的商业王国。其中，就有一大批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政府单位，当然更多的是其他私营企业中半道下海的创业者。
　　黄巧灵17岁参军，曾任《解放军报》记者。在部队当兵期间，他擅长文艺理论研究，曾因对《红楼梦》的学术研究而小有名气。转业后在家乡的新华书店担任经理。1986年，他弃文从商，只身来到海南，以2000元起家，在天涯海角风景区开发了第一个海滨浴场，是这个景区的第一个投资者。1994年，黄巧灵回到杭州，开始执行一个宏大的计划——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再造“宋城”。今天，儒商黄巧灵依然写书出版，但他作为宋城集团、宋城股份董事长在过去8年里已经两度被评为“风云浙商”。
　　与他同时期的章鹏飞，原本是学国画的，1988年，章鹏飞以2万元稿酬起步，在杭州市河坊街承包了其所在的杭州设计装潢厂亏损严重的门市部。如今，章鹏飞自己成了亿万富翁，在2010年一次性就向浙江大学捐赠1亿元。
　　1982年从上海海运学院毕业的闻健明，被分配到中国远洋集团旗下的青岛外轮代理公司，后继续到母校攻读研究生。毕业后，闻健明留在了北京的中国海员对外服务总公司工作。到了1992年，这位在机关里待了10年的年轻副处长决定“弃官下海”。他招了四五个人，租来十几条船，组建了一家航运公司——世联航运公司。如今，旗下的世联国际（控股）公司在航运市场举足轻重。
　　九、学子创业　　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后，改革开放的步伐激流勇进，青年学子学成后选择出国和自谋职业渐成潮流，浙江的学子们在这一潮流中抓住了机遇，成为当前活跃于世界商海的浙商群体中的中坚力量。
　　1992年，从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留校工作已三年的东阳人郭广昌，拿着原本借来准备出国留学的4000美元，携手四个师弟共同创办企业。从广信科技咨询有限公司起步，经过近20年的跨越发展，五个高智商的复旦学子，把复星集团打造成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他们的目标是，在未来的8～10年内，让复星集团成为一家管理万亿元资产规模的投资航母。
　　1988年，在杭州师范学院英语专业毕业，此后任教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马云，也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在当讲师的同时，他为外国游客担任导游赚外汇、四处接课做兼职。1992年，马云第一次创业，成立海博翻译社，据称当时一个月的利润200块钱，但房租就得700元。为了维持下去，马云常背着麻袋去义乌、广州进货，贩卖鲜花、礼品、服装，兼做了3年的小商贩。1999年，马云正式辞去公职，创办阿里巴巴网站，开拓电子商务应用，尤其是B2B业务。短短几年后，阿里巴巴迅速成为全球最大B2B电子商务平台。
　　十、子承父业创业　　浙江有近40万家民营企业，第一代创业者年纪大的已有70来岁，一般的有60多岁，年轻的也超过了50岁，新生代浙商接班问题在21世纪初已成为一个公共话题。虽然曾有调查表明，仅有约14.5％的企业家明确希望退休后由子女来掌管企业，实际上，对于40万家民营企业来说，这个数量已经非常庞大。需要补充的是，其他没有把子女作为本企业接班人的企业家，并不表示他们的子女放弃了创业。浙江的“富二代”，依然积极创业的占大部分。只是因为有自己的兴趣和发展计划，或者因为父辈的产业层次低，没有吸引力，不考虑继承父辈的企业，但他们不少站在父辈的“肩膀上”，高起点地选择了其他行业，包括选择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实际上，这依然可以理解为“子承父（母）业”。
　　万事利集团董事局主席沈爱琴就不愿意用“富二代”形容浙商的子女们，她选择了“创二代”这个新词。沈爱琴选择的“创二代”是女儿屠红燕。这位30多岁的“创二代”，毕业于深圳大学企业管理专业，毕业后专门到日本一家大规模的纺织服装公司研习了一年，然后又在万事利集团“潜伏”多年，从最底层的销售员到工人、从工人到设计师、从设计师到管理者，屠红燕以一种创业的姿态进入万事利，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中一点点积累、一步步提升。2005年前后，屠红燕开始作为董事局的执行主席在万事利决策层中崭露头角。这几年，年轻掌门已经展开新的布局，她根据国际丝绸市场的变化，主张从初级的产品经营向品牌化经营转变。为此，万事利先后以出售和转制的方式“砍”掉了8家下属纺织企业，逐渐形成以丝绸服装为核心，以文化产业、生物科技、商业地产、医疗产业为战略延伸的产业群，并推动着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升级。
　　①胡宏伟：《中国模范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3页。
　　②黄平、徐友龙：《解读诸暨》，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