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宁波商帮（又称“宁波帮”或“甬帮”），泛指明清以来旧宁波府所属鄞县、奉化、镇海、慈溪、象山（南田）、定海6县旅居外埠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宁波人。宁波商帮的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初始形成、迅速发展、臻于鼎盛、转移海外四个时期。

（1）明末清初宁波商帮形成的初始阶段

明天启、崇祯年间至道光二十年，是宁波商帮形成的初始时期。

宁波乡民外出经商由来已久， 唐宋(618-1279)以来，宁波人向外拓展的目光开始转向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假舟楫之利的宁波商人，开始与日本、高丽、东南亚沿海国家有了贸易往来。而与宁波毗邻的上海，更成为他们活动的主要区域。

而结成商帮则是在明末清初的事。究其形成的原因：

其一，明清海禁使得原本从事海外贸易的宁波商人，纷纷转营国内商业，内地经商的宁波商人急剧增加。

其二，嘉靖年间对盘踞宁波沿海岛屿从事走私贸易的海商围剿，使得依附泛海兴贩的宁波商民遭受打击，这些商民大多转为经营国内商业。

其三，清初，清廷为遏制郑成功等反清势力，迫令江、浙、闽滨海民户内迁30里，并严禁商民出海，宁波各县滨海民户背离田园，流离失所，只好外出谋生。

其四，在一些抗清志士的影响下，一些宁波人耻于在清朝为官，放弃科举转而从事工商业。

受上述诸多因素的影响，宁波籍商人的商业资本，大批转向内地，从而使宁波商帮在国内商界迅速崛起。

据考证，宁波乡民在外经商的商人结成商人集团或商帮，大约在明代末年。

而其初步形成的标志性事件，是明天启、万历年间（1621-1644）鄞县药材商人在北京设立“鄞县会馆”。这一会馆将明代末年在北京等各地经商活动相对分散的宁波籍商人聚集起来，建立稳固的联系，为其后宁波商帮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后，又成立“浙慈会馆”。这时，宁波商人主要活动地域在北京和汉口，主要经营药材与成衣业。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海禁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前，宁波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宁波人贸易的地域不断拓展，不仅北京、天津、营口的势力有所加强，并把势力迅速扩展到常熟、汉口、上海等商业重镇，乃至全国各地，在那里设立会馆，以会馆为联络场所，结帮经营。

此外，海外贸易也有所复苏。一部分以南北号船商和沙船商为代表，从事沿海贸易，并逐步发展成为清代北洋航线上重要的海运势力；另一部分则从事对日铜料贸易，成为清代东洋铜商的主角。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是宁波商帮的形成时期。这时，宁波商帮的势力到达各沿海港口城市和长江沿岸重镇；经营的行业，除了传统药材也、成衣业和粮糖业外，沙船贩运业和钱庄业异军突起，实力雄厚，在各地商界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商帮的凝聚力也大大增强。

 

（2）“五口通商”后宁波商帮正式形成并迅速壮大

鸦片战争（1840年）后，至辛亥革命（1911年）前，是宁波商帮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宁波商帮活动地域进一步拓展， 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已经有很多宁波商人走出故乡的四明山，来到隔海相望的上海。在那个交通并不快捷的年代，乡音成了游子心中最温暖的慰藉。1797年，宁波人在上海的第一个同乡团体“四明公所”建立了。群体实力进一步增强，新兴行业涌现，航运业、金融业崛起并成为支柱产业。

《鄞县通志》说：“至五口通商后，邑人足迹遍展全国，南洋、欧美各地，财富日增”。这一时期，宁波商帮的活动已不限于北京、以及沿海通商大埠以及长江中下游城市，而扩展到全国各地，包括市镇、乡村、山城，甚至远达海外，全力开拓和占领新市场。

这一时期近代宁波帮正式形成，并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上海成为近代宁波商帮的大本营及走向世界的中转站。上海以其地处长江地域终点，腹地深广，交通便捷的优势，逐渐成为全国外贸中心。各省商帮都云集上海，宁波商人以甬沪交通仅一水之隔的优势，大批涌入上海。

据估计清末在上海的宁波人已达40万人，宁波帮商人敢为人先，大胆经营新兴行业，不少人从事进出口贸易，经销五金、颜料、洋油、洋布、钟表、西药等畅销洋货，还有不少人经营房地产、保险业、证券业、公共事业及新式服务业。

对于当时旅居外地的宁波人来说，组织同乡团体不仅仅是出于一种自然的乡情纽带，更是出于一种生存的需要。1819年，宁波籍的号商和船主在上海建立了"浙宁会馆"，而在上海干手艺活的宁波籍下层民众，也本着"亲帮亲，邻帮邻"的互助精神，于1831年建立了"水木业公所"，会众基本上是泥、木、石、雕、锯的匠人。以上两个同乡团体，前者是同乡的互谊组织，而后者则是同乡的行业协会。

宁波商帮成为来沪商人中“最有手腕和力量的帮口”之一，还出现了买办商人。宁波帮在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急剧崛起，形成自己的实力地位，成为我国民族资本的一支重要力量。基于发展的需要，宁波商帮在全国各聚居地遍设同乡会，以增进乡谊、加强合作，和衷共济、联合对外竞争。从宁波商帮在上海的重要地位到集合同乡力量的组织，标志着宁波商帮趋于成熟阶段。这一时期宁波商帮不但在上海发展很快，而且在北京、天津卫、汉口、苏州等地的势力也发展迅速。 

这一时期宁波帮的代表人物包括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旅日华商领袖吴锦堂等前辈。他们兼具中西文化思想，在上海滩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宁波帮开路先锋严信厚。严信厚（1838~1907），字筱舫，浙江慈溪（今江北区）人。早年在钱铺当学徒，1855年至杭州，在胡光墉的银楼任“信房”，深得胡光墉器重，1872年胡光墉函荐严信厚于李鸿章，被李鸿章亲保为候补道，加封知府衔。后任河南盐务督销。光绪十一年（1885年）受李鸿章委派任长芦盐务督销，署理天津盐务帮办等职。光绪十二年在天津自设同德盐号，经营盐业，10年间积聚大量家财。后在上海创办“源丰润票号”，分号遍设天津、北京及江南各省重要城市共10余处，形成较为新型的钱庄网络。源丰润票号业务不断发展，严信厚把主要精力集中于金融事业，活动中心从天津移至上海。其间被派为上海道的道库，惠通官银号经理，掌管上海道的公款收支事宜。同时被聘为华新纺织新局协理。

严信厚（1838~1907），被誉为宁波帮开路先锋。曾在胡雪岩开设的信源银楼任“信房”，深得胡雪岩器重，并得到后者的提携。

1897年，受盛宣怀委派，严信厚筹备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光绪二十三年该行成立之时任首届总经理。严信厚还在天津开设了物华楼金店，经营金银珠宝首饰，在上海南京路开设了老九章绸缎庄，并在天津设物华楼、老九章分店，营业十分发达，盛名久著。光绪十二年投资5万两白银在宁波弯头地方创办通久源机器轧花厂。光绪二十年，筹设宁波通久源纱厂，光绪二十二年正式开工。光绪三十一年在上海创办同利麻袋厂，并投资于面粉厂、榨油厂和内河轮船等工业交通事业。1902年，担任上海商会会议公所首届总理。严信厚不仅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批工厂，而且参与和创办近代中国第一家银行、第一家保险公司和第一个商会，可谓宁波商帮第一人。

五金大王叶澄衷。叶澄衷（1840~1899）原名成忠，镇海庄市叶家人。14岁到上海杂货店当学徒。17岁往来黄浦江面，供应外轮所需物品，粗通英语，结识一些外国人，在商贩中获利独厚，后受外国人资助改营五金杂货业务。1862年在上海虹口独资开设顺记五金杂货店，后开设可炽铁号及新顺记、南顺记、北顺记、义昌成记等分号18所，业务不断扩充，被称之为“五金大王”。后又投资经营银钱业、房地产业及沙船业，并在上海、汉口、苏州创办缫丝厂、火柴厂。

1897年盛宣怀筹办成立中国通商银行，被指派担任总董，势力渗入近代银行业。叶澄衷成巨富名流后，热心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被称为“首善之人”。在家乡和上海设立慈善救济机构，多次出资赈济浙、鲁、豫直等省灾区。1899年捐道契25亩、现银10万两兴建中国第一所私立新式学校（1901年建成，取名澄衷学堂）。是年10月，叶澄衷病故。

四明银行是旧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之一，是一家完全由宁波同乡发起创办并经营的大型银行，四民银行拥有发钞权。

（3）民国时期宁波商帮的鼎盛阶段

辛亥革命（1911年）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前，即民国时期，宁波商帮大规模创办工商业，百业鼎盛，新一代实业家脱颖而出，经营行业进一步更新，在商界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这是宁波商帮的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由于区域的开放，宁波商帮中新一代商人脱颖而出，这批商人从小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熏陶，善于向洋商学习，或者当过洋行买办，对新生事物极为敏感、善于学习新经商手腕，充分认识到钱庄、银行对融通商业资金的作用，充分发挥自身在人才、行业、资金、货源等方面的优势，把商业和金融业紧密结合起来，经营规模扩大，营运资本雄厚，名店遍布各地，并且受西方经营理念和现代管理技术的影响，自身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向近代化作整体性转型。

在创办和经营近代企业的过程中，宁波商帮工商业中产生了一大批影响广泛的企业家、金融家、形成了宁波商帮近代企业家群体，比如：中国近代民族轮船航运业和银行业创始人虞洽卿，中国化工业的先驱方液仙，“火柴大王”刘鸿生，“中国灯泡之父”胡西园，中国新药业先驱项松茂，钱业大王秦润卿，中国近代实业家盛丕华等。到了20世纪20~30年代，宁波帮近代企业家已经在宁波帮中占据主导地位，宁波帮在经营形态和商帮性质上由一个传统意义的商帮，转变成为一个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集团。从而使宁波商帮以新兴的近代实业家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

从《鄞县通志》记载的旅外同乡来看，宁波商帮的主要活动地点除了上海还有汉口、天津、杭州、苏州、常熟、温州、无锡、扬州、徐州、南昌、长沙、重庆、厦门、汕头、青岛、烟台、沈阳等地。宁波商人长袖善舞，又有商业天分，所到之地商业活动都会繁荣起来，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句“无宁不成市”的谚语，就是对处于鼎盛时期宁波帮势力的形象概括。

 

近代民族工业先驱朱葆三。朱葆三（1848~1926）名佩珍，定海人。13岁到上海协记商铺当学徒。1878年，自设慎裕五金号和新裕商行，从事进口业务。后任平和洋行习买办。曾先后独资或合资开设华安保险有限公司、兴化铁厂、上海织呢有限公司，并投资交通、电力、自来水、面粉、丝织等行业。1897年参与建设中国通商银行。辛亥革命前后，出人上海总商会会长及上海沪军都督府财政长。致函各中外银行、钱庄，商借款项解决军需，除了不少力。此后﹐趁当时兴办民族工业的热潮﹐又先后投资于上海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上海中华商业储蓄银行﹑龙华造纸厂﹑舟山电灯公司﹑河北柳江煤矿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数十家企业﹐成为全国闻名的大资本家。

朱葆三（1848~1926），1926年朱葆三成为第一个以姓名命名上海马路的中国人（今溪口路当时被命名为“朱葆三路”）

 

朱葆三历任上海总商会协理及总商会会长﹑全国商会联合会副会长﹑上海慈善救济协会会长等职。晚年仍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先后创办和投资的社会福利事业有：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济良所、广义善堂、仁济善堂、惠众善堂、四明公所、定海会馆、四明医院、吴淞防疫医院、上海公立医院、上海孤儿院、新普益堂、普益习艺所、妇孺救济会、同义慈善会、联义慈善会、贫民平粜局、上海时疫医院等。他还创办了同济医工学校、定海公学、尚义学校、宁波益智学校等教育事业。1926年9月在上海病逝，为表彰朱葆三在社会公益和市政建设上的功绩，上海法租界当局特意将租界内的一条马路命名为“朱葆三路”（今溪口路）这是上海以中国人命名的第一条马路。

秦润卿以“职业经理人”身份连任七届上海钱业公会会长，作为上海钱业领军人物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并当选全国钱商同业公会联合会理事长。

 

钱业大王、“职业经理人”秦润卿。在宁波帮群体中，秦润卿是一个别样的人物。他是众望所归的上海钱业界领袖，连任七届上海钱业公会会长，并在70岁时当选全国钱商同业公会联合会理事长。秦润卿作为上海钱业领军人物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但他他却在任何钱庄、银行都没有一星半点的资本股份。也就是说，秦润卿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成为上海金融业呼风唤雨的人物。

秦润卿出身于宁波慈城的一个贫寒家庭。幼时虽然家徒四壁，但父母还是勒紧裤带送他上学。从8岁起至15岁冬天止，秦润卿读了8年私塾。这相当于后来初中毕业的学历，为他打下了扎实的文化根底。

1891年，年才15岁的秦润卿得其表叔林绍斋介绍，只身离家赴上海协源钱庄学做生意。秦润卿待人接物敦厚谦恭，做事不辞辛劳，同时又精明能干，深得东家赏识，相继在协源钱庄担任帐房、信房（文书）。1897年，21岁的秦润卿升任钱庄跑街（信贷）兼信房。秦润卿经营作风务实稳健，吃花酒、上馆子、送礼品那一套，他深恶痛绝。在放款之前，每每考察周详，从企业的前途以至主持者人品，都作全面了解。等到放了款后，就把这家企业当做自己的事业一样，全力支持，即使这家企业受到市面影响，资金积压，周转失灵，一时发生了困难，也决不袖手旁观，尽力帮助度过难关。因此，他放的贷款，从没有“倒帐”、“滥账”情况发生，在行业里声誉鹊起。

 1909年，秦润卿升任豫源钱庄经理，改名福源钱庄后又出任总经理，还兼任福康和顺康钱庄监理。在此期间，他业绩卓著，以“稳健、能干”闻名于上海钱业界。1919年，秦润卿开始涉足银行业，先后负责经营上海豫源储蓄银行和棉业银行。1929年，秦润卿应邀出任中国垦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他在银行业务上注重开拓创新，银行成立不久，即发行纸币。由于发行货币的准备充分，信用良好，即使尔后抗日战火纷飞、社会动荡，该行的纸币依然在各地兑现。1933年，他主持建造的高达8层的中国垦业银行大厦在上海北京路落成，曾轰动一时。

作为钱业领袖，秦润卿的经营之道立场鲜明：只放贷款给棉纺织等实业，从不与投机生意者半分，也从不与外资银行打交道。因此在时局动荡的年代，他主持的钱庄和银行却能够在历次金融风波中保存实力免受灭顶之灾。但稳健的秦润卿并不保守，对革除钱业旧规、引入新的经营制度贡献良多。1966年7月“文革”之初，秦润卿安祥地走完了人生道路，享年90岁。

 

（4）宁波商帮向海外转移发展成为海外宁波商帮

在宁波帮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衰落时期。20世纪30~40年代，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市面萧条，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掠夺和压迫使宁波商帮的经营活动受到一定影响。但是宁波商帮作为实业家群体，为凝聚势力在各地创办同乡会，团结同乡，并没有衰落的迹象。40年代末，宁波商帮仍处于鼎盛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大批宁波帮实业家迁居海外。海外宁波商帮崛起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据不完全统计，海外宁波帮商人及其后裔广泛分布于中国香港和台湾，以及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菲律宾、泰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士、葡萄牙、澳大利亚、加纳、毛里求斯等世界各地，总人数超过30万人。其后裔与20世纪80年代以后移居海外各地的宁波籍人士一起被称为现代海外宁波商帮。宁波商帮在海外创造的业绩，举世瞩目。世界船王包玉刚和董浩云，全国政协副主席、实业家、著名学者安子介，影视大王邵逸夫，台湾地区金融界、实业界著名人士应昌期，台湾水泥大王张敏钰，棉纱大王陈廷骅，电子大王邵炎忠，钟表大王李惠利，毛纺大王曹光彪，棉花大王商学鸣，地产大王张济民，化工巨子朱绣山，春卷大王范岁久等人，都是名震一方的宁波巨子。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十大富豪中，宁波帮商人占有三席；在八大世界船王中，有两位是宁波帮商人；在美国十大华人财团和日本十大华侨财团中，宁波商人各占一席之地，威震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