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作为第二批14一个改革开放城市之一，从原来的海防前哨一跃成为改革开放的前哨，进入了大开放、大改革、大发展的新时期。我认为这是中央对宁波最大的支持。
       我是1983年5月到宁波任市委书记的。之前，我在浙江省电力局任局长。宁波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我曾经坐镇宁波镇海电厂两年。
       1977年，陈伟达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到正在建设中的浙江省最大的火电厂镇海电厂坐镇指挥，并说这个厂不发电你就不要回省电力局，这叫前方指挥后方。于是，我在宁波待了两年，从1977年11月一直待到1979年。1978年和1979年的春节，我都是在镇海电厂工地过的。发电厂建成后，第一台机组发电时，因电压低，大马达启动不了，我亲自指挥富春江电厂开机，就这样才把电压抬了上去。那时候宁波电压低啊，低到什么程度呢，连电灯都不稳定，电视机都在发抖。那时候，全省发电量才20万千瓦，现在呢，快3000万千瓦了！    1983年5月，省委书记王芳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去宁波任市委书记，王芳同志讲了两点理由。第一，宁波是建设的重点地区，你在大工程建设这方面有经验。第二，老同志中你比较年轻。呵呵，那时我也52岁了，在老干部中算是比较年轻的。就这样，我来到宁波市担任市委书记。
       1984年年初，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珠海等特区后，提出再开放几个沿海城市，不叫特区，但可以享受特区某些优惠政策。4月初，中央召开沿海部分城市领导干部座谈会。我记得当时参加会议的沿海城市不是14个，也就9个或10个，其他的都是后来加的。江苏一个也没有。开会前，国务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同志到宁波北仑考察，突然接到江苏省省长顾秀莲同志的电话，她说这次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没有通知江苏参加，她很着急。座谈会后正式发文才给江苏加了两个城市，是南通和连云港。
       这次会议总共开了12天，我们一直待在中南海里面，没有出过中南海。第一天开会，谷牧同志讲了半小时的话，说为了落实小平同志再开放几个城市的提议，召开沿海部分城市领导干部座谈会。他还有这么一句话，说参加会议的城市不一定都能成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城市，还要看条件，看需要，最后中央统一发文件才算数。我原来以为开放城市宁波是笃定的，所以我准备的发言稿主要是向中央要优惠政策，要实货。后来一看不行了，必须首先确保入门才行。于是我重写了发言稿，突出宁波的优势，向中央只提了两点要求：一是宁波军用机场通民航；二是在老企业改造利用外汇贷款方面，要求综合还贷。
       这次会议的开法是，参加会议的地方来的同志、中央部门和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在怀仁堂小礼堂会议室一起座谈。参加会议的沿海城市和所在省的领导同志逐一发言，中央领导和中央各部门的领导在地方领导发言中，用插话的方式发表自己的看法，一位领导插话后，其他中央领导有时也会就那个问题接着发表意见，待中央领导和其他同志没有插话了，发言的同志再接着往下说，有些地方领导同志的发言因插话而中断多次。有时，中央领导也向地方的同志和中央部门的同志提问题。会上的发言，插话、提问、回答差不多是一字不漏地编成简报印发与会同志和中央领导，而且每个地方同志的发言都出一期简报，里面包含发言的内容、中央领导的插话。这样，就是未参加会议的同志，只看简报也可以了解会议的全部情况。地方的同志发言时，中央领导插话有多有少，也不是每个地方的同志发言都有中央领导插话。中央领导的插话，有赞成地方同志的观点并加以发挥的，也有不同意地方同志的观点的。会议气氛很活跃，真正是集思广益，共商国家大计。我记得地方同志发言时插话比较多的是天津市市长李瑞环、上海市委副书记阮崇武。阮崇武同志在发言中，要求在上海建深水港，开发浦东。当时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插话，不赞成他的意见，说我们国家是要建深水港，但要建在宁波北仑，上海要支持周边地区发展，上海地区不要再扩大了。我发言时，胡耀邦同志有一大段插话。当我汇报到宁波港和“宁波帮”这两大优势时，胡耀邦同志插话说：纪要中要把发挥3000万华侨的积极性、利用侨资这个问题写进去。对外开放政策吸引的对象，最早来投资的可能还是华侨和外籍华人，但对他们的政策必须落实，又不落实政策，又要人家来，哪有这回事情！胡耀邦同志还讲了人才问题，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问题，胡耀邦同志说完后，胡启立、郝建秀、田纪云也接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在他们三位讲完后，胡耀邦同志又讲了一段思想解放的问题。几位领导插话大约半个多小时。他们不讲了，我继续汇报。12天的会议，除了会议开始时谷牧讲了会议内容、会议开法外，没有中央领导报告，也没有会议总结，所有来参加会议的地方领导发言完了，会议也就结束了。
       会议结束时，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接见出席会议代表。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的时候，我恰巧被安排在小平同志的座位后面。当小平同志走到他的座位时，伸出手来和我亲切握手，问我是哪里的，我回答说是宁波的。当时在场的浙江省副省长张兆万介绍说：“他是宁波市委书记葛洪升同志。”小平向志点点头。这是我第一次同小平同志握手。
       5月4日，中央对外发布了沿海部分城市领导干部座谈会的消息，正式宣布进一步对外开放14个沿海城市，包括宁波。对宁波来说，这是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是中央对宁波的最大支持，使宁波由曾限制发展的海防前哨而一跃成为改革开放前哨，进人了大开放、大改革、大发展的时期。
       小平同志号召“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14个沿海城市进一步对外开放，是中央继举办特区后，又一重大战略决策，掀起我国对外开放的又一次浪潮。在这次浪潮中，小平同志很关注宁波，对宁波的开放开发作出了一些重要指示。
       1984年8月1日建军节，中央领导聚会，小平同志谈到对外开放时说：“宁波的民用机场问题要解决，附近的军用机场可以拿出来交地方使用；要派卢绪章同志去宁波，帮助那里搞好对外开放，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8月27日，专程来杭州传达小平同志指示的谷牧同志说，在场的中央领导同志都表示拥护小平同志的提议，中央当即作了两项决定，一是宁波的军用机场通民航，军民合用；二是派卢绪章同志到宁波，任市政府顾问。
       1985年1月4日，小平同志找谷牧同志谈话。小平同志说，今天找你来，主要是说说宁波的事，你先说说有哪些情况，然后我们研究一下宁波的问题。在听了谷牧同志的汇报后，小平同志说：宁波的问题，我讲两件事，第一，给卢绪章办个长期护照，可以长期进出香港。第二，宁波的飞机场问题，我已要军队和地方合用，我再明确两条，一是航班要增加，先做到一天一个航班，逐步做到一天两个航班。如果军队训练任务重，机场不够用，军队可以安排到别的机场训练。二是将来经济发展了，宁波可以再造一个更大的民用机场。
       小平同志对“宁波帮”情有独钟，他不仅发出了把全世界“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伟大号召，并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时常会见“宁波帮”的上层人士，和他们交朋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包玉刚是“宁波帮”的杰出代表，是当时的世界船王。小平同志与包玉刚见面有很多次。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小平同志就同包玉刚接触过。70年代末，包玉刚在报纸上看到他的表亲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卢绪章复出的消息，就写信给卢老，说想回来，小平同志马上批示“欢迎”。包玉刚准备出资1000万美元在北京建一座饭店，以包的父亲包兆龙的名字命名，叫“兆龙饭店”。但是所有的人都不敢同意这个要求，当时思想不解放，认为这是在用资本家的名字。后来小平同志知道了，小平同志说，这个钱你们不敢要，我敢要，这1000万美元我要了！结果饭店建成后，剪彩仪式小平同志也出席了。他就是这样亲力亲为做“宁波帮”的工作。
       那个时候，小平同志已经80多岁高龄，他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还任军委主席，日理万机。但他在1984年8月至1985年1月半年之内，五次直接过问宁波的开放开发，上至大政方针，下至卢老（卢绪章）的护照，民航的航班次数，他都过问了，他这么细，这么实，让我深受教育和感动！    宁波对外开放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就是包玉刚先生捐资创办了宁波大学。
       当时宁波有500多万人口，但是却没有一所大学，拥有一所大学是许多宁波人的梦想，许多有识之士四处奔走，呼吁宁波自己建一所大学。1983年，中国科技大学朱兆祥、浙江农业大学朱祖祥、对外大使秦加林，他们都是宁波人，搞了一个方案，通过徐朗交给我，方案是创办“宁波大学”，初步人数为2000人，投资要4000万元人民币。可以说，宁波应该也必须有一所大学，但是宁波一年财政收入8亿元，市里4亿5千万元的70％要上交，扣除吃饭，还剩下2000万元，要办学校没有钱啊！    1984年8月上旬，包玉刚邀请宁波市领导去香港，我们估计包先生有大动作了！我们研究后做了几项决定：第一，规格要高，市委书记、市长都要去，卢老也去，建议省里副省长也要去。第二，要做包玉刚的工作。这里面主要有几点：一是争取包先生创办宁波大学；二是请包先生在宁波投资办工厂。还有一项决定就是邀请包玉刚回宁波访问。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包玉刚，见面后包先生很高兴，说我们是他故乡的父母官啊！我向他传达中央、小平同志的指示。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说，宁波是浙江第二大城市，连所大学都没有。卢绪章也说得很精彩，他说，宁波的发展，归根到底一个“才（财）”字，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一个资本一个人才，都是宁波紧缺的。大学方案我们交给了卢老，让他见机行事，时机成熟时交给包先生。第二天，包先生又宴请我们，这一次他把邵逸夫、王宽成、安子介等“宁波帮”的一些重要人物也请来了。现在回忆起来，那是包先生在帮我们宣传宁波，发动“宁波帮”来帮助宁波。
       到了10月份，包先生回访，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他第一次回家乡，包了一架专机，那时候宁波的机场是军用机场，还不能降落境外的飞机，他的专机就降落在杭州。当天是薛驹同志请客，饭后，包先生的妹夫悄悄告诉宁波市外办主任卢良宝说：“这次包先生来要送你们一份大礼。”但是是什么大礼他没有说，卢良宝同志当即向我作了汇报。我心里就想，是什么大礼呢，是要到宁波办厂，还是宁波大学有戏了。包先生没说，我们也不好问。第二天，我们从杭州飞到宁波，是坐我们的飞机。当时机场在庄桥，而包先生的故乡就在庄桥。快到的时候，“哗”的一下包先生和亲友都欢呼起来，靠在舷窗看，真激动啊！    当晚，我们组织了一场大型晚会“欢迎包先生回家”。席间，吃宁波菜，说宁波话，听宁波戏，包先生很开心。第二天中午，我请包先生吃饭，这次规模比较小，敬了一圈酒后，包先生抓着我的手把我拉起来说：“我决定出资创建宁波大学。”我们都热烈鼓掌表示感谢。坐下来之后，包先生又对我说：“我出钞票，你出地皮。我没有人民币，给2000万美元。”——原来大礼就是创办宁波大学。
       我们研究，包先生说要我们出地皮，那就是征用土地的钱要市里出。我们就决定，出1000亩土地，后来管筹备学校的同志跟我说，还有300亩土地，分割后不能用了，要征就一起征过去算了，于是宁波大学占地是1300亩。包先生说出资2000万美元，那时汇率是1美元等于2.5元人民币吧，相当于5000万元人民币。
       12月20日，小平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包先生，小平同志对包先生说：“你对宁波很热心啊！”并答应为宁波大学题名。包先生说我袋里只有资金没有人才啊！小平同志就对谷牧说，创办宁波大学，包先生出钱，这是好事，你们应督促有关方面把这件事情办好。
       创建宁波大学，我们分成两部分来抓，一部分抓硬件建设，另一部分组建学校师资力量，齐头并进。1985年10月27日正式动工，万里同志出席了开工仪式。
       开工后，包先生跟我说：上次我在北京捐资1000万美元建宾馆，我一下把钱给了，结果宾馆拖了很久才建起来！这次呢，我分期付款，一个季度结算一次，你呢，干得快，我付得快！我希望一年建成，第二年招生！    一年办一所大学，包先生这样说了，那我们一定要如期把宁波大学办起来，办不起来是砸牌子啊！这个事情是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要当成头等大事来抓。我特别不放心，不到20天就去现场转一次，就怕哪个环节出事。现场施工是很多单位一起，配合有问题。我就给市建委主任和各参建单位下了死任务，特事特办，谁扯皮追究谁，一切都要开绿灯，施工单位一定要派精兵强将驻守，一年完工，不仅是主体，附属设施，像食堂、宿舍也必须高质量完工，一定要漂漂亮亮地开学，要在宁波大学建设中，创造宁波速度、宁波品牌，为宁波人争气。
       1986年7月，宁波大学的教学楼等基础设施都已经建好了。但是，对于一个大学来说，软件更重要，难啊！我们到浙江大学跑过，北京跑过，中国科技大学也跑过。办大学，师资力量很重要，校长是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我们考虑到中国科技大学的朱兆祥教授，一个是因为他是宁波人，对宁波有感情，另外他还是宁波大学办学方案的发起者，我们就决定由他当宁波大学的校长。关于师资力量，教育部、省委都很重视，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后来是从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拉了一批教授过来，教育部还指定中国科技大学等几所著名大学对宁波大学实行对口支持。
       创办宁波大学，基础设施有了，师资力量也有了，可小平同志答应题写的校名还没有。1986年9月，我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开会，最后一天小平同志讲话，我就跑到前排找李鹏同志，我说宁波大学现在什么都有了，就校名没有，能不能让小平同志给题个校名？李鹏同志说好的。第二天，薛驹同志去中南海开会，晚上就把小平同志的题字给拿回来了，还附有李鹏同志的便条：“请把小平同志的题字交给洪升同志。”    开学的时候，万里同志来了，包先生也来了。宁波大学开学是漂漂亮亮地开学，包先生对此非常满意，一再对我们表示感谢。他说，之所以创办宁波大学，他就是开个头，希望有更多的“宁波帮”来帮助宁波发展。之后，包先生一直关注宁波大学的发展，一年后又补建了宁波大学的风雨操场。
       我任宁波市委书记，在宁波大学筹建工作上亲力亲为，有人说我比市长还市长，其实他们没有看到宁波大学的政治意义。这是宁波对外开放、“宁波帮”帮宁波的第一炮啊，在中央挂了号上了账，这一炮打不响，宁波的牌子就砸了，也会给中国对外开放的形象蒙黑。作为宁波的市委书记，压力真是大啊。宁波对外开放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就是创办了宁波大学，现在宁波大学发展得很好了，2006年在校生23000人，其中研究生11000人。
       宁波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是与“宁波帮”分不开的。
       “宁波帮”对宁波乃至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宁波帮”有多少人，版本很多，通常的说法是，在全世界“宁波帮”有30万人，1984年以后回乡的有5万人，为宁波捐助12亿元，为国家捐助60亿元。现在宁波三资企业有5000多家，实际使用外资200亿美元，70％是“宁波帮”投资或者牵线搭桥引进来的。
       包先生是“宁波帮”的头面人物，为带动“宁波帮”、帮助宁波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宁波帮”的另外一个头面人物是邵逸夫先生。邵逸夫先生很小心谨慎的，因为他是搞影视的，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和东南亚是主要的市场。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他担心影响中国台湾及东南亚地区的销售，在与内地官员接触等方面，邵逸夫先生一直都是很小心的，非常谨慎，不愿在公开场合露面。
       1986年12月我们访问香港时，王芳同志带队，当时包先生请了40多位宁波老乡参加欢迎宴会。宴会上，包先生把我、邵逸夫、宁波香港同乡会会长包从兴拉到一边，跟我们说：“我想把我们读书时的中兴中学翻修一下，准备出资1000万，你们看你们出多少，你们报，剩下的我出。你们看怎么样？”包从兴说：“好的，好的。”邵先生说：“玉刚兄说好就好，我们听玉刚兄的。”    第二年，这个事情就决定了，包先生跟我说，邵逸夫、赵安中、包从兴、叶彰谋每人出100万，他出600万。我对包先生说：“包先生，上次建宁波大学你是给我分期付款的，这次翻修中兴中学就不要分期付款了吧？”包先生说：“这次不分期了，一次性付清。”因为上次我们筹办宁波大学做得比较好，所以包先生对我们比较信任。
       这件事我有点纳闷，这个数目并不大，包先生为什么要拉上他们？后来我才知道，包先生是要把邵逸夫他们拉进来一起帮宁波，他是在帮我们做工作啊！    这是邵逸夫先生第一次捐助，邵先生一直都很谨慎，这100万是第一次。现在不一样了，汶川地震一下子就捐出了1个亿。1986年，我们邀请他回家乡看看，邵先生答应了，但是有个条件，就是不要报道。那次回来他捐了2000万，给浙江农业大学500万，浙江师范大学1000万，宁波师范学院500万。到后来，邵逸夫捐得就多了，杭州邵逸夫医院、宁波剧院等，全国教育界他总共捐助有30多个亿吧！       “宁波帮”帮助宁波发展，真是尽心尽力，其中感人的故事很多，有两个自称小人物的特别感人。一个呢，是闻儒根先生，是做小生意的，跑得很辛苦，但是对公共事业的确很热心，资助了很多幼儿园、养老院。他说，在外面做点小买卖，都很辛苦的，赚点钱不容易啊！有一次我们去香港，闻先生请我们吃早茶，吃完后，闻先生对我们说，你们先下去吧，我去结账！同行的有人告诉我，说闻先生哪里是去结账啊，闻先生是把我们吃剩的东西打包带回去。闻先生很节俭，一个铜板都不舍得，他一直买下午的报纸，因为下午的报纸比较便宜。但对于公益事业呢，的确是非常的热心，很感人！    另一个小人物是李惠利先生，他的资本比闻儒根先生大，但他自称是小本经营。在宁波捐了李惠利中学、李惠利医院，他病逝前和我说，“我不一定能看见医院建成了，但我一定事先安排好，我没什么钱，但医院的设备一定是一流的。”他们对家乡的感情，真让人感动！    改革开放30年，宁波也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行列，宁波现在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宁波港的吞吐量位居世界前列，东方大港正在崛起。应该说，宁波的发展是和小平同志的关怀和支持分不开的，是和“宁波帮”的大力帮助分不开的。饮水思源，作为一个亲历者，我想宁波的今天，应该可以告慰小平同志、包玉刚先生等一批先行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