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改革发展成果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浙江改革发展取得的成功经验也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发展过程中的思想禁锢也首先是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突破的。对于改革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的探索，省委省政府和各级领导班子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省委曾经明确表示，凡是省委决策而发生的失误，省委要承担责任，决不怪罪下面。不搞无谓争论、不搞批判，不无限上纲，允许试、看、闯，善于等待，在实践过程中统一思想，成功的举措加以推广，不完善的加以完善，错误的及时纠正。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这些人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实践者，回顾30年的巨大变化和艰辛历程，从我个人角度来总结、反思这段历史，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原来在辽宁省委工作，任省委副书记兼沈阳市委书记。1988年12月，中央任命我为浙江省委书记。1988年12月至1998年9月我任浙江省委书记，近十年；从1993年至2003年3月兼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和专职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也是十年，是两个十年。
       稳定政策、稳定经济、稳定人心、稳定大局。
       我任职的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政治经济形势是比较严峻的。当时，国内正处于国民经济治理整顿期间，通货膨胀严重，物资匮乏，经济滑坡，困难重重。同时，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内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只身赴任的我，如何依靠省委班子判断形势、把握大局，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当时，面对国际国内形势，首先要做的大事，就是稳定政策、稳定经济、稳定人心、稳定大局。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按中央的要求，一方面要认真总结教训，做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维护社会稳定，同时又要统一党内思想，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在统一思想的过程中，当时对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人们重视从政治上看问题，是对的，是必要的。但是，党内外有些同志（有的由于情况不明，有的由于受旧的传统定式思维的影响）简单地用姓“资”姓“社”的问题来判断分析经济问题。当时浙江遇到的突出问题就是“温州问题”。1989年夏秋之际，国务院研究室派调查组来温州调查要回答一封上告信，题目就是《温州是否搞了资本主义》。也有的同志把国家个别领导人的错误和温州问题挂钩，说温州是某领导人树立的样板。当时还遇到一件非常棘手的事，就是党内我们非常敬重的一位老同志对温州问题有非常严厉的批示。我们省内对温州问题的认识也不是非常一致，省委常委会曾经讨论过一次，大家讲了一些好的意见，但是从当时的情绪和气氛来讲，批评指责多于理解，我自己感到压力很大，困惑也不少。面对这些情况，我们还是明确提出，温州没有搞资本主义。国务院调查组的同志来杭州，我专门把他们请到办公室讲了这个问题，我说，温州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是存在不少问题，但是可以明确地讲，温州没有搞资本主义。我们也提出，批评清理国家个别领导人的错误，不能搞上挂下连，不能因人废言，因人废事。对于老同志的严厉批示，我们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没有向下传达，只跟常委打了招呼，说有这个事，有的老同志忧党、忧国、忧民，担心我们走偏方向，所以写了个批示，但是批示的内容与实际是不相符的，我就不往下传达了，到此为止。另外，我如实向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汇报，温州人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在北京的温州个私经营者没有参与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他们最关心的是政局稳定，只是担心政策会发生变化。
       当时根据中央的精神结合浙江实际，稳定人心、稳定政策、稳定经济是最紧迫的问题。我现在回顾起来，那时经济发展面临困难，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很大。为此，省委、省政府专门召开了各地市委书记、市长会议，就稳定政策、稳定经济作了部署。我记得，为了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我亲自过问了三件事。
       第一，我和当时的浙江省人民银行负责人一起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去见李贵鲜行长，向他汇报，能不能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搞存贷挂钩，比例管理，增加一些贷款额度。因为当时浙江的国有企业比重少，国家下达的贷款额度也非常少。信贷困难给企业经营造成了严重困难，后来李贵鲜同志同意了。我们回来后，先搞了几个经济发达县的试点，后来逐步扩大到十几个县，这对渡过难关，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当时由于受所有制歧视的影响，不少个私企业是挂靠在集体的，所谓戴着“红帽子”。于是，有人提出来，要不要摘“红帽子”。我说要保持政策稳定，不要动，否则会引起震动。我们还明确提出并找到农业部一个文件，家庭联户工业三户以上可以视为集体经济，享受集体经济的政策，这样就避免了引起不必要的震动，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当时还有一件事，有的同志提出，农村基层有的私营企业主党员当了支书，要不要调整。我也明确提出不动为好，只要这个党员素质好，能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就不要调整。
       第三，温州柳市的问题。1990年8月国务院一位副秘书长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指示亲自给我打电话，说国务院派出了七部委的调查组来查处柳市假冒伪劣低压电器，要我们支持这项工作，与中央保持一致。调查组到来之后，省委就作了认真研究。省委省政府支持国务院的查处工作，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利益，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查处中也有一种意见，有的同志提出，低压电器属于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产品，不适合私人个体或家庭工业生产，提出是不是要统统关掉甚至取缔柳市低压电器生产企业。我们省委研究，大家一致意见要区别对待。我曾经去温州柳市做过调查，去过南存辉办的企业，他是有生产许可证的。因此，要区别有生产许可证和没生产许可证的生产厂家，要区别合格产品和假冒伪劣产品，假冒伪劣产品要依法查处，有生产许可证的生产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要予以保护。如果采取取缔的办法，柳市有几万人从事这个行业，这些人的生计怎么办？我们派出以柴松岳副省长为组长的工作组，协助国务院调查组来处理这件事，最后我们处理得还是比较稳妥的。如果不实行区别对待的方针，就没有现在柳市低压电器的市场，也没有像正泰、德力西这样一批在全国甚至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低压电器企业集团。当时查处假冒伪劣低压电器时还有一个故事。低压电器产品里的焊接点必须要用白银，经营者没有白银采用替代品，质量无法得到保证。白银是国家垄断经营的，个体私营经营者不可能拥有。为了解决这个事情，我也找过李贵鲜同志，要求批给我们省几吨白银，他比较支持就批了，这样对保证产品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1991年10月，江泽民同志到温州视察，我向他汇报以上几件事情省委处置的指导思想和做法，他表示省委的处置是妥当的。这些做法对稳定形势、稳定大局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贯彻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解放思想，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开放，推动浙江经济快速发展。
       小平同志对浙江经济建设十分关心，生前曾10次来过浙江。改革开放以来，三次亲临浙江指导工作，作了一系列指示，对浙江现代化建设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亲身经历小平同志于1992年12月15日至1993年1月到浙江视察的这段过程。1992年12月15日上午，我和当时的省长葛洪升同志到杭州火车东站迎接小平同志。他的专列10时左右到达，我第一个上前同他握手，我说，我代表浙江省委欢迎你来杭州。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小平同志身穿皮夹克，头戴一顶看上去已经戴了很多年的粗呢鸭舌帽，我们乘着柯斯达面包车进市区。在车上，我坐在小平同志身旁，他问我，你是哪儿人，我说我是四川人，当时他就乐了，说我们可是老乡啊。在去刘庄的途中，小平同志看着窗外的景色谈笑风生，过市区时，他说，杭州这几年的变化可不小啊，他又详细询问了每年从境外来杭州旅游的游客有多少，有多少外汇收入，我们都一一作了回答。小平同志还说，杭州是世界上少有的国际旅游城市，要把西湖建设好，保护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也是小平同志这次来浙江视察时说的，这是我第一次在杭州同小平同志接触。第二次和小平同志接触，是我和省长葛洪升同志陪他游西湖，他精神很好，在一个多小时的游览中，他兴致很高，谈吐诙谐幽默。他详细了解了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情况，比如国民生产总值、城乡人民收入、乡镇企业发展、利用外资情况、经济总量在全国的位置等，我们都一一做了汇报。同时我们向他汇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浙江经过改革开放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省委学习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加快经济发展的工作部署。小平同志非常关注宁波的发展，在西湖游艇上他还问起了北仑港的建设情况，他问到了包玉刚先生打算投资办钢厂的情况。小平同志多次会见包玉刚先生，他谈到要发动侨居在海外的“宁波帮”为共同建设宁波出力。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还告诉我们，小平同志曾经提出去北仑港视察，考虑到当时正值严冬季节，天气比较冷，没有成行。
       据我回忆，小平同志在西湖游艇上的谈话，有四点非常重要。一是强调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二是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摇；三是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四是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我们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少说多做，要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样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才会有更多的发言权。
       到了1993年1月4日，小平同志离开杭州去上海，离开前接见省党、政、军领导和老同志，我和葛洪升同志去他卧室接他，陪他前往会见厅。在走廊上，他大声地对我说：“我很关注浙江的发展，浙江的发展势头是不错的，要珍惜这个好的发展机遇，保持好的发展势头。”当时，我们没有安排面对面的汇报，但是我们把记录浙江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变化的报纸、书刊、录像带等资料送给他，后来工作人员说他都看了。
       1992初，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对浙江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促进浙江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具有重大转折的历史意义。当时我们学习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后，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震动。我还亲自带队到广东、福建学习，对照找差距，对浙江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作出新的部署。同时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接轨浦东，加快宁波港的建设开发，进一步改善投资软硬环境，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稳定农业基础，发展“一优两高”农业，支持山区海岛经济发展拓宽了思路，加大了工作力度。20世纪90年代省委省政府还提出打基础、上水平、增效益，实施“科教兴省”战略，针对经济结构存在的“低、小、散、乱”等问题，提出以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为中心，转变增长方式。这一段工作，感触最深、震动最大的还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克服“左”的和旧的思想影响。当时我们通过学习、参观、考察、对照、找差距，对温州问题进一步统一思想，肯定了温州经济格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强调结束过去，不再争论向前看，号召全省上下干部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支持和保护广大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允许试，允许闯，允许发生失误，这些思想后来都写进了1993年浙江省党代会的报告里。我当时说服大家一定要回答温州问题，这个问题争论了这么多年，要是在党代会报告里不说明，我们在政治上就会处于被动，将来又是是非问题了。经过这些工作，在这个问题上省委取得了一致认同，这对浙江后来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极大地调动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从1992年开始，浙江的地区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以18％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经过20世纪90年代初这几年的发展，到1996年，浙江经济总量名列全国第四位，城市居民小康实现程度综合得分达到91.6分，基本进入小康。农村小康进程综合得分1997年超过95分，全省农民总体生活水平也进入了小康。浙江改革开放，生产力发展，80年代上了一个台阶，到了90年代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可以说是实现了小平同志提出的跨越式发展的要求，为后来浙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浙江实际出发，探索具有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发展路子。
       浙江省情是认识浙江、发展浙江的出发点。历届省委省政府都十分重视办好浙江的事情要从浙江的实际出发，努力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浙江实际结合起来，力求探索既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又符合浙江省情、符合浙江实际的发展路子。浙江同我曾经工作过的辽宁沈阳，在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工业基础、市场化水平、文化积淀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辽宁是国家的工业基地，国有经济比重大，产业结构以冶金、石化、机电为主，是典型重化工结构。而浙江人多地少，地处海防前线，过去的浙江几乎没有国家投资的大项目，经济结构以轻纺工业为主，整个工业基础比较薄弱。浙江虽然地处沿海，却没有特殊的优惠政策。我1989年初到温州调研，温州虽然被列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但是开发区却还没有批，说温州的交通条件不具备。浙江能源资源缺乏，无油少煤，这些都是浙江发展的制约因素。但是浙江也有自己的优势，人民勤劳智慧，有外出经商的传统，而且善于经营，国有经济比重小，计划调节的比重也就相对小，轻纺工业基础较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浙江有许多中小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这些企业的原材料和产品都是直接面向市场，所以市场化水平相对比较高。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就率先采取了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在全国率先走出一条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道路。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在全国起步比较早，体制机制比较灵活，这是浙江的最大优势。同时浙江的产业结构是以轻工业为主，产品比较适应日用消费品市场供求紧缺的需求，这种结构投入少、产出快、效益好。这是浙江20世纪八九十年代能够快速发展的内在因素。
       根据这一基本省情，在20世纪90年代省委省政府扬长避短，在80年代发展的基础上，考虑如何争创新的发展优势，省委省政府着重做了这样几件对浙江后来发展有深远影响的事情。
       第一件大事就是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率先进行了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大胆进行体制、机制创新。
       对这项改革我们也经历了一个实践和认识的过程。所有制改革长期以来是个禁区，如果没有贯彻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清理“左”的思想影响，没有对温州经济发展格局在党内统一思想，要顺利进行这项改革是不可能的。
       回顾起来，对这项重大改革，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放手大胆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之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浙江温州、台州地区就有很好的基础，就全省来讲，发展空间和余地还很大。1992年，贯彻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后，全省上下从打破“左”的思想禁锢、调整政策、统一认识抓起，为此省委省政府专门下发了鼓励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文件。1992年年底全省召开了个体私营经营者代表会议，我到会讲话，表明了省委的态度，提出几个“不限”，不限比例，不限规模，不限地域，不限速度，进一步放宽放活政策。这样一来，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迅速上升。这个上升还有两方面的重要因素，一是城乡集体企业转制，有一部分变成了私营企业；二是原来挂靠集体戴“红帽子”的非公企业摘帽正名。到90年代中期，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大体占全省经济总量的50％以上，并保持了持续发展，面向国际、国内市场，出现了一批做大做强的企业集团。
       二是乡镇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大提高。
       这项改革是要担很大风险的，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们明确提出改制不是改私，不是搞私有化，改制是改革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企业的经营体制和机制。
       浙江的乡镇企业、城镇的集体企业（“二轻”）本来就是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的产物，体制、机制比国有企业要灵活一些，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随着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和竞争，也逐步暴露了集体企业存在产权不明晰、政企不分、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改制势在必行。这个问题早解决早主动，晚解决就被动。
       针对上述情况，省委省政府在调研试点基础上，1993年果断作出了乡镇企业转制的决策。这也是一项在全国开创先河的重大改革举措。经过二三年的工作，全省大部分乡镇和城镇集体企业进行改制，转制成为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或私营企业。这一改革总的来讲发展是健康的，也有少数搞的不是很规范，有些不同议论。当时我们提出对这项工作可以回头看，但不能走回头路。回头看就是引导、规范，使之健康发展。经过改制，明晰了产权，激发了活力，增添了后劲，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大提高。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浙江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实现利税、上交税金、出口创汇等主要经济指标，名列全国前列。在全国乡镇企业500强中，浙江占有的名额也是名列前茅的。用生产力的标准来判断，转制的确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三是在乡镇企业转制成功后，顺势推进了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重大改革。
       浙江国有经济比重小，但地位重要。探索国有企业的改革起步也比较早，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在逐步试点的基础上，省内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了布局调整，抓大放小，有进有退，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经过转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资产重组组建大型企业集团，进行股份制改造，发展混合所有制，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一批小型国有企业转制为股份合作企业或私营企业。经过转制，各类所有制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实践证明，浙江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是成功的。1995年5月，江泽民同志到杭州、绍兴调研搞活国有企业时，我代表省委向他汇报，我提出浙江国有经济在全省总量中的比重虽然大大下降，约占10％左右，但没有萎缩，发展的势头很好，国有经济的总资产、资产利润率的增长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国有经济在关键领域，如能源、交通、水利、通信、基础原材料工业等领域，仍占支配地位，发挥了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
       总之，浙江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可喜局面。
       90年代初浙江率先进行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和产权制度的改革，在实践和政策上都有较大的突破，为改革理论创新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实践证明这一重大改革举措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第二件大事就是实施强县战略，积极扶持县域经济的发展。
       浙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私营经济、家庭联户工业的发展，大大小小商品市场的兴办，出现了一乡一村一品，一地一业的块状经济，并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经济，并和商品市场联成一体，小商品大市场，小产业大集群，小资本大集聚。1992年秋，我到诸暨大唐专业市场调研时，工商所所长对市场作用讲了四句话，我至今记得很清楚。他说：“建一方市场，兴一方产业，活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义乌国际商贸城、柯桥轻纺城、永康五金城、海宁皮革城等市场，在国内国际有很大的影响，有很强的生命力。
       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占浙江经济大头的县域经济（现在人们统称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实施了强县战略。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在利益关系处理上，强调放水养鱼，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藏富于基层；二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三次扩大一部分经济发达县、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三是曾经试行过信贷政策支持，农村信用合作社实行存贷挂钩，比例管理；四是实行省管县的财政体制，这一体制增强了县一级生财、理财、聚财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强县战略的实施，大大促进了经济发达县、市的发展，也带动了一大批县市进入全国百强县，在全国百强县、千强镇的评比中，强县强镇的总量，浙江多年处于全国前列。浙江经济总量在90年代中期进入全国第四位，起支撑作用和主力军作用的是县域经济，即民营经济。
       县域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以工助农，以城带乡，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在80—90年代，浙江经济发达县市的农业农村改革也保持了好的发展势头，在全国较早进行了多种形式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改革，这些地区农业的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水平相对较高，农民收入增幅也比较快。
       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为改革发展创造宽松环境。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也是改革发展的主人，改革发展的成果也要与人民共享。改革过程中省委省政府坚持走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把发展经济、走向富裕、改善人民生活的自主权交给广大劳动者，支持人民群众从实际出发，根据市场的需求和切身利益，来决定经济活动的领域（即搞什么产业）和地域（即可自主选择是在省内或是省外发展）。自主选择所有制和经营权方式、合作方式，鼓励广大群众成为投资者、经营者和财富积累者。这一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千百万群众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形成了千百万人自主创业、自主创新，个人各就其位、各尽其能、各有其成、各得其所的局面。使浙江依靠人力资源优势弥补了物质资源的劣势，通过创业创新使各种生产要素得到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财富的迅速积累。
       外省同志到浙江来考察，都说浙江的发展是千军万马，各显其能，不仅在省内发展，而且到省外、国外发展。我最近几年到中西部一些城市做过调研，浙商在外省都建有商会，商会联系在各省的投资经营者。我分析，浙商到省外投资经营大体有个过程，第一步是劳务输出，如弹棉花、修皮鞋等，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第二步是本省的轻纺工业发展以后，输出商品，在外地租摊位办市场；第三步是输出资本，在全国投资办实业，投资办厂，或搞房地产业、搞服务产业，而且在外省企业的规模、投资额度都比较大。这些浙商对所在省区的发展、就业、增加财政收入，促进思想观念转变等都起到很好的作用，浙商在省外的声誉是比较好的。他们为全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促进区域经济的合作发展作出了贡献。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不会出现这种局面。有人形容浙江人是中国的犹太人，我觉得这个说法比较切合实际，浙江人确实善于经营，敢闯敢干，浙江人的足迹遍布全国。而且浙江人善于追求比较效益，哪里能挣钱就到哪里去，小钱大钱都要一起挣，这样资本积累就比较快，民资就比较丰裕。
       浙江改革发展成果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浙江改革发展取得的成功经验也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发展过程中的思想禁锢也首先是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突破的。对于改革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的探索，省委省政府和各级领导班子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省委曾经明确表示，凡是省委决策而发生的失误，省委要承担责任，决不怪罪下面。不搞无谓争论、不搞批判，不无限上纲，允许试、看、闯，善于等待，在实践过程中统一思想，成功的举措加以推广，不完善的加以完善，错误的及时纠正。有的同志说浙江是“无为而治”，我的理解是宽容、理解，积极引导。不是放任不管，也不是放任自流，该管的还是要管，该引导的要引导，善于管和引导也是需要解放思想、需要勇气。从1992年以后，浙江改革发展的环境比较平稳和宽松，没有出现大的起伏，这一环境不仅促进了经济社会的较快较好发展，而且也成就了一大批有创新精神、有作为的企业家、改革者，也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有开拓精神的中青年干部。这也是改革开放30年的重要成果。
       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定、清醒、有作为。
       回顾浙江改革开放30年历程，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在浙江的具体实践，是不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结果，是不断实践，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不断前进的结果。没有这些就没有浙江今天改革发展的局面。但是解放思想、不断探索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解放思想是自我革新、自我反省的过程。我们这些在一线工作的同志也有认识落后于人民群众的时候，也有遇到压力、阻力和自己的认识有偏颇而感到困惑的时候，这就需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勇于创新，不迷信、不僵化、不停滞。在浙江改革开放实践中，省委逐步形成了坚定、清醒、有作为的工作指导思想。坚定，就是要从国内、国际大背景、从改革发展历史过程出发，分析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形势，总揽全局，认识本质，把握主流，紧紧抓住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坚持以改革促进发展，以稳定保发展。清醒，就是要增强忧患意识，充分估计、认真对待前进道路上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克服消极畏难情绪，防止盲目乐观，保持清醒头脑，沉着应变，果断决策。有作为，就是要立足于浙江，知难而进，积极进取，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有作为。坚定、清醒、有作为，归根到底就是要善于抓住改革和发展的机遇。
       20世纪90年代省委在工作指导上又强调“五个不”：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从浙江实际出发，学习各种先进经验不照搬；少说多做，埋头苦干不张扬；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大胆实践，勇于创新不争论；面对实践中的困难和问题，知难而上不气馁。
       这“五个不”，特别是其中的“不争论”、“不张扬”，曾得到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肯定。他几次讲，你们采取了一种“不张扬”、“不争论”的做法，这对浙江大局的稳定、对浙江的发展和保护干部群众，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因为当时对浙江的不少事情的看法很不一致，如果当时你们写文章去辩论、去争论，必会招致更大的麻烦。这“五个不”很受基层干部的欢迎，实际上这也是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宽松的环境。
       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但是我历来对省委的工作、对自己的工作是一分为二的，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工作中也有不足和失误，发展过程中也付出过代价和学费。如经济方面，素质性、体制性、结构性的矛盾仍然突出，环境生态承受能力方面的问题也面临挑战。现在省委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战略，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我相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浙江一定能继续保持好的发展势头，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继续为全党全国大局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