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温州经济特别活跃，民营企业和个体户都出现了资金困难，民间有地下钱庄和“抬会”，搞得很厉害。资料记载，1985年到1987年间，温州乐清爆发了“抬会”事件，造成60多人自杀，200多人潜逃，8万多户家庭受到牵连。在这种背景下，竟然有人要拿向来作为不可触碰禁区的金融业开刀，这个人就是杨嘉兴，而跟他在一个战线上的竟是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当时“抬会”风潮余波未平，作为书记任何决策都有可能承担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改革中正因为有这些敢冒风险、胆大心细，一心一意发展经济的政府官员才能与地方经济形成合力最终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作为民间力量，以发展实体经济为出发点，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是一切的关键，对于金融界的改革，杨嘉兴可谓了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切入点。

1984年，杨嘉兴还是一家街办企业厂长。那年夏天，他从太原重型机器总厂订到很多业务。可是工厂资金不足无法组织生产。当他向温州几家银行申请几万元贷款时，这个地位低微的街办小厂厂长一次次被断然拒绝。理由简单明了：国家银行没有向街道企业发放贷款的义务。

为了履行合同，杨嘉兴只能以高息向社会举债，而赚得的利润大部分贴补了利息。之后两年，他不停地思考：能否创办一家面向街办小企业、个体户、没有门槛的“民间银行”？他的想法得到了鹿城区委书记王思爱的肯定。王思爱是位思想开放的领导，他表态说：“这有利于区街企业发展，你们大胆去试，需要我支持，一定尽力。”

于是，1986年新年刚过，杨嘉兴兴致勃勃地赶到温州市人民银行咨询。没等话说完，对方明确表示：办私人银行完全不可能。

被泼冷水的杨嘉兴并不死心。他租下三层楼的临街店面，联络了8位股东，筹集31.8万元资金，向鹿城区工商局申报执照。在王思爱的支持下，杨嘉兴领到了临时工商营业执照。然而开业在即的前两天，人民银行态度强硬地下了最后的通牒：不准开业，否则后果自负。他们，没有半点可以通融的余地。

杨嘉兴的搭档心怀岌岌，连忙抽回资金。一位请来的银行退休会计，看到人民银行措辞如此严肃冷峻，告诉杨嘉兴：“我不干了，再搞下去会坐牢的。金融不比其他，你也要小心点。”杨嘉兴一时陷入绝境，进退两难。他又找到王思爱。后者的态度没有改变，但这已超出职权范围。王思爱建议杨嘉兴去找官更大的市委书记。

杨嘉兴并不认识董朝才，只在电视新闻中知道董朝才住在市政府招待所。10月29日清晨，杨嘉兴来到政府招待所苦等，一直到晚上，才等到董朝才。在董朝才二楼的房间，近50分钟的时间里，董朝才耐心地听完杨嘉兴关于信用社的规划后，给人民银行主管领导打了电话，答复说：“温州金融体制改革，就让杨嘉兴先试点。”

11月1日信用社开业，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信用社以区街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且浮动利率、服务灵活多样，因此业务拓展很快，开业两个月后客户就达到8000多户,储蓄总额1514万元。第二年，信用社吸收各项存款8108.3万元，发放贷款6105.3万元，全年实现利润101万元。温州市政府授予了鹿城城市信用社一张“新星企业”的证书。

杨嘉兴创办股份制城市信用社为温州试验区的金融改革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之后，到1987年12月全市已有18家，为规范经营，此时杨嘉兴又倡导成立了“温州市城市信用社协会”，他当选为理事长。其间鹿城信用社还公开向社会增资扩股，发行了总额50万元的信用社股票，他委托上海印钞厂印制的股票是新中国最早、最规范的股票。信用社协会和发行股票这可说是杨嘉兴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所作的另两项贡献。

温州在最敏感的金融领域所做的改革探索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1987年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爱德华·加恩来温州采访，并于8月5日发表了题为《温州人办起中国首家私营银行》的报道。之后，英国《卫报》、日本《朝日新闻》以及国内的《人民日报》、新华社、《浙江日报》等几十家媒体纷纷前来采访、报道。李铁映等中央领导、广州市市长朱森林等地方官员及国内知名经济学家也相继前来参观考察，他们称赞杨嘉兴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先锋”。

从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经历了三十多年，我国的银行业从一元银行体制到多种类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并存，从封闭发展到全面对外开放，经历了深刻变革，温州作为全国首个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更是滴水可映大海。